取三代吉金之美——谈黄牧甫的光洁挺拔

        黄士陵是个怪才。除了他的篆刻之外,还有他的际遇。他可是地道的农村孩子，出生于安徽黟县黄村,十四岁即逢清军与太平军在家乡打仗,家园被毁,失学失怙,悲悲切切地当了十几年“末伎游食之民”。开过照相馆谋生,而没有经过塾学,又不曾入于科举,竟能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读书。此又一奇也。

       黄士陵的活动地带并非印学发达的江苏、浙江、安徽,而是在南昌与广州,本来,这使得他的篆刻事业应该缺少一种优越的环境。但我想他的入京在国子监读书，又与盛昱、王懿荣、吴大激交往，又回粵投入两广总督张之洞、广东巡抚吴大激幕下从事广雅书局经史校刻，又协助吴大激编纂金石书籍，如《十六金符斋印存》钤拓、《刘熊碑》重刻等工作,又加以鬻书鬻印自给,眼界大开之余亦复多有实践机会,其进步一定不亚于苏浙印家。以后又人湖北巡抚署湖广总督也是金石家的端方幕下,编辑《陶斋吉金录》,如此周游于达官显宦金石大家门下，做的又是金石方面的工作,对他的篆刻生涯我想不会没有影响的吧?

        正是大量从事金石编辑工作的机会,使黄士陵对两周金文有了特殊的印象。如果说过去篆刻家通金石学,无非是以金石考据为门面的话,那么黄士陵却是把之作为一项艺术工作来对待。金石拓片的斑斓之美,一旦进入篆刻之中,足可以引出一种新的格局，与汉印至上的丁敬身浙派和小篆入印的邓石如一派鼎足而三，而在过去，印家只是偶一为之而并无多少有分量的成果。这样，黄士陵的突破口选择得十分明智。在缪篆、斯篆之外，他提出金文；在汉印模式、小篆入印模式之外，他提出吉金之美。他虽然缺乏吴昌硕、赵之谦的广博，但他却有一手绝活。

       吉金之美并不等于古玺的再现。如果是那样，黄士陵的作用将是十分有限的。他的功绩是在于他把吉金之美作为一种新的审美格局引入篆刻，从而创造出一种光洁、挺拔、妍美的格调，一改过去认为汉印斑驳是正宗并以斑驳为古朴雄浑的习惯认识。如他指出：汉印剥蚀，年深使然。西子之颦，即其病也，奈何捧心而效之?因此他作印不敲边，不去角，不加修饰，以为此乃真学汉印者。虽然这剥蚀之美是否一定不可学，自可再加讨论，但由这种认识所导致的一种“黄牧甫印风”，绝不故作古朴斑驳姿态,却为他的个人风格的独创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在他以前的印家尚未有如此大胆的开拓。

        黄士陵自称他的篆刻有类于书法上的伊秉绶：“光洁无伦而能不失古趣，所以独高，牧甫师其意。”这倒也真是一个巧妙的比喻。以黄士陵对线条的扎实光洁要求与印面空间穿插错落之美，与伊秉绶的确是异曲而同工。而李茗柯更进一步指出：“悲庵(赵之谦)之学在贞石，黟山(黄士陵)之学在吉金;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，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。”这更是概括黄士陵印风的不世之论了，自当时以来，无不推为名言。